令汉武帝“悔远征伐”的燕然山之战
2017年07月03日 来源:《世界军事》 作者:汉卿 浏览次数:762

题目:令汉武帝“悔远征伐”的燕然山之战

作者:汉卿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7年六月下,第48~51页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的燕然山之战,是汉武帝在位期间与匈奴的最后一次大战。这次征战是他对匈奴用兵4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失败,致使他“悔远征伐”,意识到无限制地对匈奴发动战争实在得不偿失。是役后,汉武帝改弦更张,颁发著名的轮台诏令(大臣上书汉武帝建议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戍兵以备匈奴,然而汉武帝不同意,并下诏反思自己,史称“轮台罪己诏”),自此不再主动进攻匈奴,转向重视农耕,重新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从而虽“有亡秦之失”,却“免于亡秦之祸”。

汉武巡边与匈奴寇边

  漠北决战后,河西走廊随即为西汉所控制,但匈奴在西域仍有相当势力,并逐步形成了对西域的控制。汉武帝虽多次派兵,先后征服楼兰、车师、大宛、龟兹和莎车等国,但消耗甚巨,严重影响了对匈作战。也就是说,匈奴通过加大在西域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从侧翼牵制了西汉的力量。汉武帝本打算趁匈奴远遁,实现控制西域的梦想,但匈奴不断对西域诸国威逼利诱,各国时而倒向汉朝,时而臣服匈奴,使汉武帝终其一生都未能实现对西域真正有效的控制,也未能实现夹击匈奴的战略规划。而匈奴通过与西汉争夺西域,成功分散了汉军的力量,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不仅顺利渡过了漠北决战后的困难期,还为此后在汉匈正面战场较量中战胜汉军积蓄了力量。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将北地郡(郡治在今甘肃环县东南)拆分,六盘山以西仍称北地郡,以东地区新置安定郡(郡治在今宁夏固原),取击败匈奴、西北边地社会安定之意。北地、安定两地一直为汉匈交战的前沿地区,汉武帝也一直对这里给予特别关注。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春,汉武帝第五次巡边,先至雍城(东周时期秦国国都,在今陕西风翔南)祭祀,然后至安定、北地。武帝此次巡边是针对匈奴的,一则巡视边防,一则炫耀武功,安抚因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和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汉军两次征伐匈奴失利而士气低落的部队。

  其实,远遁漠北后的匈奴并不是一味向西汉妥协退让,而是在形势不利时示弱、讨好,稍有机可乘,则仍袭掠西汉。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春,匈奴出兵寇略西汉北部边境,一路入五原(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九原区西北),一路入酒泉(郡治禄福,今甘肃酒泉),杀掠官民。两地守军出战,均不利,两郡主管军事的长官都尉皆战死。匈奴此次寇边,一在东,一在西,正好在安定与北地的东西两侧,给汉武帝以极大刺激与威胁。汉匈新一轮大战迫在眉睫。

进军漠北

  鉴于汉匈之间拥有漫长的边境线,匈奴骑兵又行踪不定,汉军但凡大规模出击,都会采取数路出击的形式。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三月,汉武帝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七万人出五原,又命御史大夫商丘成率三万余人出西河(郡治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东南)、重合侯莽通率四万骑出酒泉,作为李广利的左右翼,从东西两面进行策应。右翼商丘成所部行至姑且水,因为没有发现匈奴,就撤军回来了。但匈奴却发现他们南撤,便让西汉降将李陵带领三万余骑追击。李陵追到浚稽山,双方转战九日,汉兵奋勇应战,杀伤大量匈奴,待汉军到达蒲奴水时,匈奴看占不到便宜只好北撤,商丘成得以全军而回。左翼莽通部到达天山后,被匈奴大将偃渠与左右呼知王共两万余骑截击在半路。但双方交兵后,匈奴畏惧汉兵强悍,不敢打,又主动撤兵跑了。这一路的汉军并未强追,就撤兵了,算是无得无失。

  此役汉军主力李广利部,出受降城(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狼山的西北)后,计划穿越夫羊句山,沿蒲奴水向狼居胥山(今蒙古共和国肯特山)西端搜索匈奴主力。然而,此番匈奴吸取了军臣单于和伊稚斜单于与汉军对抗的教训,明白自身最大优势不在于游牧民族引以为傲的骑射技艺,而是广阔的蒙古高原提供的极其充分的战略纵深。汉武帝后期,匈奴各个单于在心理上已接受汉强己弱的事实,把自己摆在弱势一方,并意识到若能避其锋芒,不断地袭扰、迷惑、调动汉军,而汉军大规模行军,被牵来牵去,后勤总有吃不住的时候,此时再出击,即使不能歼灭汉军,也可给予重击。即使是在有条件与汉军决战的时候,也事先做好接战失利进行转移的准备。因此,当匈奴单于听闻三路汉军出动的消息后,就采取了主力远移、待汉军疲惫时再进行反击的战术。单于将本部辎重粮草转移至郅居水(今蒙古共和国色楞格河)一带囤积,又将各部落迁至余吾水(今蒙古共和国图拉河)以北六七百里的地方安置。

  不过,做好诱敌深入的准备,并不意味着匈奴放弃在燕然山以南与汉军接战。实际上,汉军北上后,单于就亲率本部骑兵,沿姑且水南下,准备伺机袭扰汉军。单于先派右大都尉和西汉降将卫律率领五千骑兵,在夫羊句山阻击汉军。李广利派两千属国骑兵(汉军中的游牧骑兵)接战,大败匈奴,斩首数百,李广利挥军乘胜追击,直至范夫人城(今蒙古共和国达兰扎兰加德城西北)。

后院起火

  然而,就在李广利初战告捷时,一场始料未及的变故却在京城发生了。当时,京城长安正笼罩着由宫廷争斗而引发的“巫蛊之祸”的阴云,李广利的家人因牵涉其中,被捕入狱。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前线,为使自己不受连累,也为了解救家人,李广利决定立功赎罪。但要想从一场牵扯到政治阴谋的案件中脱身,仅仅依靠夫羊句山战斗斩获的数百个匈奴人首级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李广利计划率军深入匈奴腹地,一举捣毁单于王庭。

  但这种急功近利的冒进方针,显然犯了兵家大忌。汉军原计划是要在汉匈边境线附近与匈奴决战,现在孤军深入无疑打乱了预先部署,给部队带来巨大困难。在诸多困难之中,后勤给养不足最为突出,因此,汉军只得就地寻找水源和食物,解决饮食问题。而这时,匈奴又发动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细菌战”:将有疾病的牲畜尸体遗弃在汉军行军的沿途,特别是在沿途的河流湖泊旁,让细菌沾染汉军的宿营地,特别是饮用水。连续数月的战斗、行军,使绝大多数汉军将士疲惫不堪,身体虚弱,抵抗力下降,一遇病菌便大批病倒甚至死亡,汉军战力急剧下降。然而,李广利仍坚持率军北上,向瀚海(即贝加尔湖)方向搜索前进。最终在茫茫漠北草原上,汉军终于咬住了左贤王部两万骑兵,并与之一战。是役,左贤王部死伤惨重的同时,还阵亡了领军大将(左大将)。以七万兵力对战两万匈奴骑兵,汉军获得最后的胜利并不让人意外。但汉军此时已深入匈奴境内差不多三千里(合今1200多公里),无论后勤保障还是战力上都已达到极限。尽管左贤王部大败,但匈奴通过接战,判断出汉军已是“强弩之末”。于是,匈奴单于迅速集结五万精骑,截杀汉军。

  当匈奴筹划更大规模的战斗时,李广利又陷入新的困境。由于无法确定自己的斩获到底能否赎罪,他主张继续向北进击。但如此深入漠北,大军已严重偏离了最初的战役任务。而李广利为了一己之功致使孤军犯险的做法,令其他将领很是愤怒,他们预谋夺取李广利的兵权,率军返回。李广利虽然事先获知消息而诛杀了组织者,但诛杀叛乱者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军心已经动摇,李广利部已经面临崩溃的境地,摆在他面前的,只剩下南归返回一条路。

  就这样,原路返回的李广利,被以逸待劳的五万匈奴精骑截击在燕然山麓。兵疲将乏、军心涣散的汉军,全靠最后一口气硬撑,因而每战皆败,伤亡惨重。李广利要与匈奴主力决战原是想立功赎罪,本来指挥才能就平庸的他遭此大败,更忧虑着家中老少的生命安全,完全方寸大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匈奴于夜间在汉军营前悄悄挖掘了一条数尺深的壕沟。凌晨后,匈奴从后面对汉军发起突袭,汉军打算出营列阵抵敌,却发现营前有一条深沟,进退不得,军心大乱,完全失去了抵抗力。李广利强行突围已无可能,即便能带领残部回去,也会因兵败令自己和家人罪上加罪,因而他最终选择了率部投降,七万汉家儿郎就这样尽没于匈奴。

颁布罪己诏

  史学界评论汉武帝晚年多次出击,大都认为,他被前一阶段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日益穷兵黩武。首先,汉武帝固执地寻求决战并机械地套用卫青、霍去病时期的骑兵兵团决战模式,没有切实可行的战略创新,甚至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盲目出兵,以致劳师损财。运用骑兵对付匈奴,是汉武帝执政前期成功的关键,但“以骑制骑”的做法很难持久。究其原因,西汉是农耕民族,在有足够财源的情况下,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兵团并不难,但要保持骑兵的战斗力很难。其次,在获得河西、漠北战役两场大胜后,汉武帝急于在沙漠、草原上寻求与匈奴主力的决战,这种决战准备时间漫长,人力物力耗费惊人,汉军难以保密且行动迟缓,从而丧失了进攻的突然性。再次,汉武帝没有认真协调多路出击的汉军,导致各自为战。用人方面更是集中体现了他晚年的昏庸。汉武帝不再像以前破格提拔卫青、霍去病那样的优秀将领统军出战,而只重用毫无将才的李广利。

  李广利兵败投降后,汉武帝逐渐意识到自己战略上的错误。燕然山之战次年,即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发布了“轮台罪己诏”,反思自大宛之战起(公元前104年),汉军在这15年间对匈战场上的兵力损失合计超过了20万。反观匈奴方面损失的兵力至多五六万人。因汉武帝好大喜功、过度用兵,造成“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海内虚耗”“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和“民力屈,财用渴,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的严重的社会危机。

  在汉武帝罪己诏最后的总结中,有两条对后世的对匈政策产生深远影响:一是,以内政为重,鼓励生产、恢复马政(若为国养马者可免徭役赋税)。通过这些汉初曾经实施的经济政策,一方面能休养生息,另一方面也让汉武帝挥霍掉的国力、军力得以恢复。二是,完善外长城防御体系。公元前102年,东起光禄塞(遗迹分布在今内蒙古固阳县、乌拉特中旗及乌拉特后旗境内),西至居延塞(遗迹分布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金斯图淖北面及甘肃金塔县境内的额济纳河沿岸),圈入漠南草原(包括河西走廊)的外长城体系虽已开始兴建,但此后十余年间,汉武帝因将主要力量都投入到那几场得不偿失的大战,所以整个外长城体系并未完善。这在昭书中总结为“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颁布轮台诏令后,西汉开始整顿边塞军务,将重点转至外长城防线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