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污染的语言与被控制的思维
2016年07月03日 来源: 作者:王光强 推荐 浏览次数:407

被污染的语言与被控制的思维 

刘瑜老师写过一篇文章《控制思想的第一步,从语言开始》(见附文),核心观点是:“思想的钳制造就语言的饥荒,但语言的饥荒也恶化思想的贫困。一个政权的专制程度,总是和它的词语丰富程度成反比。”
    乔治·奥威尔在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设想了一种新的人工语言——“新话”,作为极权政府的官方语言,“新话”不断屏蔽与政府的意识形态不一致的词语,因此“新话”还被形容为“世界上唯一会逐年减少词汇的语言”。这恰恰印证了刘瑜老师说的“专制程度与词汇丰富程度成反比”。
     除了语言的饥荒,我更加担心的是语言的污染。昨天我和日日新学堂的几位老师畅聊,其间聊到语言污染的话题,令我有一种不寒而栗之感。当我有意识地审视自己所使用的语言之时,我发现在很长的时间里,自己从语言到思维方式都被一双无形的黑手潜移默化地操控着。
    不久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主题是“从教师下跪和被打看师道尊严的沦丧”,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个人认为在集权体制之下,教育可能是这样一个悖论:如果要提高教育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就必须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而如果不大幅提高教师待遇,教师职业对于优秀人才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是如果大幅提高待遇吸引来了优秀人才的话,教育又可能难以继续作为统治意志灌输的工具,因为精神觉醒的教师可能会主动进行抵制。所以集权体制可能是教育异化成畸形怪胎的症结所在。
    储朝晖老师看了此文后给我的留言是:“教师队伍”一词与此文的精神气质不符。储老师一针见血的犀利评语,让我猛然一震,有醍醐灌顶之感。“队伍”是我们日常使用的再平常不过的一个词了,除此之外,还有部队、命令、战略、战术、战斗、战线、阵线、阵地、工程、攻关、攻坚、突击、斗争、批斗、打倒、革命、造反、起义、胜利……我们常用的口头用语和书面用语被大量的战争词汇和革命话语所渗透,加上长期的熏染,以致于在使用这些语汇的时候,我们已经对此失去意识了。
     在看日日新学堂六年级的毕业文集时,我看到有一批学生在泰山之巅的合影,随口就问道:“去宁夏的那支小分队是哪个年级的?”说完我马上意识到“小分队”一词也是战争时代的产物。那些孩子是去宁夏亲近自然,体验民俗,领略风土人情的,与战争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但我还是下意识地使用了战争词汇去描述他们,虽然一出口就马上意识到了,但是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因为这些词汇已经融入了我的语言习惯,成为下意识的第一反应了。
     当语言被污染了,思维就难免会受到被污染语言的控制,因为我们的思维习惯往往受制于我们的语言表达方式。如果我们的话语中大量充斥着战争词汇,我们的思维就很容易滑向战争思维。因此,提到美国,就有人会联想起“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提到日本,就有人要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提到台湾,就有人会叫嚣“打倒台独,武力收复台湾”;提到南海,就有人会引用“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来显示雄心和魄力……这一切,都是战争词汇熏染所形成的战争思维在作祟,而战争思维往往具有很强的侵略性,这可能是网上到处都有愤青,一点火就着的原因之一。
    再深究一下革命语汇与战争思维的源头,可能与现政权的建政路径有很大的关系。为了发动底层群众起来“闹革命”,必须进行大量的动员工作,而不论是在江西山区的“打土豪、分田地”,还是后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所谓“土地改革”,都是以大量的斗争词汇来挑动阶层对立,激化阶层矛盾,进而颠覆原有秩序,建立新的秩序。
    建立政权后,不论是内斗还是外战均未停歇,内部斗争有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等;对外战争有入朝作战、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界战争、中越边界战争等等,再加上两大阵营冷战的国际大环境,革命语汇和战争思维自然成了宣传和教育领域中的主要语汇和主导思维,甚至可能会形成“路径依赖”,使人不由自主地被这些表达方式和思维惯性所左右。
    说到“建政”,以前我也习惯性地使用“建国”一词,这个词也大量的出现在人名和地名之中,甚至已经内化到了很多人的思维习惯之中,包括我在内。直到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在脑海中上紧了一根弦,以后但凡提到49年的改朝换代,我都用“建政”而不用“建国”。
    这件事情发生在2014年的10月1日,当天北大官微发布了一条为“祖国母亲”庆生的信息。这条官微发布没多久就有校友评论说:北大是1898年建校的,而现政权是1949年建立的,为什么116岁的北大要称呼65岁的政权为“祖国母亲”呢?难道是“后妈”吗?
不久,北大官微就撤下了这条信息,不过已被网友截屏存留。我打心底里为发出那条精辟评论的校友叫好,从此也对49年建立“祖国”的说法有了高度的警惕。如果只有49年以后的中国才是祖国,那之前的几千年又是谁的祖国呢?是谁在混淆国家和政权的概念,将爱祖国与爱政权甚至爱政党捆绑在一起的呢?

     德国导演丹尼斯·甘塞尔执导的著名电影《浪潮》讲述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在一所德国小镇的中学校园里,一位历史老师在讲解独裁统治的课上提出了一个问题:“独裁统治在当代社会还有没有可能发生?”学生们对此都嗤之以鼻。接下来,这位老师和班上的学生做了一个模拟独裁政治的实验,他给这个班级组织取名叫“浪潮”,引导学生们设计统一的口号、一致的打招呼方式,并要求学生都穿同款的服装。短短三天之后,这个班级的学生都对自己的组织建立了高度的认同,他们团结、亢奋而激进,所有持反对意见的同学被视为异类。在同其他班级的一次群体斗殴中,历史老师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把全班学生召集到礼堂中,宣布实验的结束和组织的解散。然而为时已晚,一名狂热的学生因“信仰”幻灭而精神崩溃,开枪打伤了一名同学后饮弹自尽……
    这部影片逼真地描摹了独裁政治的癫狂嘴脸,也有力地奏响了极权主义的一曲葬歌。从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到纳粹德国的影子,也不难看出改造语言对于控制思想的巨大影响力。
刘瑜老师说:“控制思想的第一步,从语言开始”。同样,给思想消毒的第一步,也要从语言开始。只有时常回顾和审视自己日常所用的语言,才能发现那些被革命语汇和战争思维毒化了的日常用语,然后有意识地加以纠偏,例如改“建国”为“建政”,改“阶级”为“阶层”,改“部队”为“团队”……
    虽然“一个政权的专制程度与它的词汇丰富程度成反比”,但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会逐渐意识到语汇的污染和思维的受制,而且时间的力量也会冲洗掉战争词汇原有的一些戾气,以使我们逐渐摆脱语言的饥荒和语言的污染。虽然交给时间来改变往往是最无奈的选择,但是时间却往往拥有最强大的力量。
    佛教讲一切事物皆有“生住异灭”。长期,就意味着死亡。一切,可能都难逃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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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控制思想的第一步,从语言开始
                   文|刘瑜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新词包括大海、高速公路、远足旅行……大海是一种皮质沙发,当你累了,你可以说,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阵强烈的风。远足旅行则是一种坚硬的材料……”
    这是电影《狗牙》的开场白,《狗牙》是2009年的一部希腊电影。这个电影说的可不是现代诗歌的创作,它讲的是一个奇特的封闭家庭,但这个家庭有着极权主义的全部秘密。
父母用高墙把房子给围了起来。他们反复告诉三个已近成年的孩子,高墙外面的世界凶险残暴,只有高墙里才安全幸福。他们还告诉孩子,只有开车才能出门,而要学习开车,必须等到他们的“狗牙”掉落。他们家没有网络报纸,没有电视广播,没有任何关于外界的信息。孩子们在安静的房子里日复一日地玩着单调的游戏,当一只野猫闯入庭院,儿子毫不犹豫地杀死了这个不速之客,父亲夸他干得漂亮:“猫,是一种及其残忍的动物,专门以吃人为生。”
在这个父亲的治理术中,有暴力——孩子们经常挨打挨骂;有洗脑——录音机播放的永远是“爱家主义”宣传;有贿赂——父亲给孩子们买好吃好玩的,甚至定期给儿子送来性伙伴预防他逃跑……
    总之,父亲实施的是“教科书式”的极权统治。在这个统治模式里,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对语言的改造。
     大海是多么危险的事物。它蔚蓝,辽阔,深不可测,唤起孩子们的憧憬,简直是亚当夏娃面前的那只苹果。而沙发多么安全舒适,它上面只能坐着昏昏沉沉的屁股。于是大海被定义成皮质沙发。当所有深不可测的都被定义成安全舒适的,神奇的都被定义成平淡的,飞驰的被定义成呆滞的,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就成了一个“脱敏”的世界。儿子从妓女那听说一个新词“鬼”,他问“什么是鬼”,妈妈面无表情地说,鬼是一种很小的黄色的花。
一切专制者都试图控制人的思想,但警察无法进驻人的大脑,于是只能控制思想的表达。语言因此必须被消毒,被驯化。一些词被妖魔化,另一些词被扎上蝴蝶结,一些词被灌入硫酸,另一些词则被喷上了香水。
    多年的教育之后,一提起“农民起义”,我就想起了“可歌可泣”,一说到“地主”,我就想到了“剥削”,一说到“国民党”,就想起“三座大山”……
    成年以后我知道历史并非如此非黑即白,但这些被“加工”过的词汇在意识深处留下的情绪反射却经久不去。以条件反射代替思考,使每一个词语在展开其内容之前散发出某种“气味”,正是此类教育的成功之处。
    重新定义词语只是阉割语言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则直接取消某些词汇的存在。《1984》里,大洋国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叫做“新话”。赛麦是大洋国的字典编辑,他兴奋地告诉主角温斯顿,新话是世界上唯一词汇量在逐年缩小的语言。“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不可能有任何语言来表达这些思想。”
    让反动思想不可能找到词语来表达,这可真是一个控制思想的绝招,几乎相当于想吃椰子就是找不到砍刀,想烧水就是找不到容器。你想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对不起,世上并没有“锁链”这个字眼。“失去的只有枷锁”?对不起,世上也没有“枷锁”这个词。镣铐?查无此词。绳索?查无此词。紧箍咒?这是什么东西?……好吧,让你闹革命,无产阶级失去的全都是面包。
    当然,不断增加敏感词的代价就是语言变得越来越贫乏。极端的例子就是文革大字报体,全都是“打倒”、“万岁”、“毒草”、“怒火”这样干瘪的词汇,汉语从一个水美草丰的田野变成不毛之地。
    郭沫若给江青写道:“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甚至老舍也写过 “万岁万岁万万岁”。
    即使是极权的反抗者,也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他只能借用当权者的语言。遇罗克的《出身论》说的是人人平等的道理,字里行间却充满“捍卫毛主席路线”这样的字眼。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主张直接民主,但文中处处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类的八股。他们想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但是他们能找到的“米”只是最狰狞的词句。
    思想的钳制造就语言的饥荒,但语言的饥荒也恶化思想的贫困。一个政权的专制程度,总是和它的词语丰富程度成反比。
    《狗牙》里,驯狗师说:“狗可以象泥土一样被塑造”。这样的隐喻真叫人惊恐,但果真如此吗?秋菊不懂得“人权”这个概念,但是她知道要个“说法”。普通人鲜有使用“民主”这个字眼,但是懂得“商量”之精神。
    真实的情感总要找到它的语言出口,就象有翅膀的东西总想张开它的翅膀。
    《狗牙》的结尾,大女儿砸掉自己的牙齿,藏在车的后备箱里逃了出来。有一天,她将穿过高速公路去远足旅行,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那时候,父亲再也不能向她隐瞒这个世界有多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