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气荡江城，江流日夜声 ----《旧邦新造：1911-1917》的读书心得 

莆田第五中学 林奇霞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1911-1917年只是其中一小段，哪怕放在20世纪，它也不过是短短一瞬，但是这7年却却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选取这七年加以研究，全面分析了从旧邦到新邦发展过程中延续性、统一性的问题。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伟大开端，它让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场“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随后建立起了共和制的政治秩序。以往，史学家们更关注的是晚清到民国经济发展的延续、社会生活变迁的连续，在谈及政治的时候，更多的是看到晚清与民国两个政府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上的不同，前者是封建的伦理纲常、世袭的君主专制，后者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它们代表作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因而这种不同是不可调和的。诚然，意识形态与政体确实是二者的差异，但是我们也应该关注到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如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国家主权的继承性。 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一书，关注到了中国在这7年中的两个特殊性：其一，从帝国到民国，在帝国原有的地域和人口的规模上维持了国家的统一性；其二，革命与后革命的连续性。 从第一个特殊性来说，《清帝逊位诏书》中讲统治权完整地让与民国，肯定了以五族完全领土为基础的共和宪政，明确建立起了清王朝与民国主权的连续性。从第二个特殊性来说，辛亥革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孙中山的革命纲领，不仅仅是一场民族主义的政治革命，而且也是以克服资本主义弊端为宗旨的“社会革命”。因此，从政权延续性和社会革命的两个角度，也就不难理解，当时革命党人为何选择了妥协。 当然，这样的延续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安定，在新建立起的国家中，存在着政治精英们对于国家建设的不同理念，是“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国”，革命党人以为主权在民，建立一个以议会为中心的的政体，而康有为则主张主权在国；还存在着革命派与北洋派之间的争夺，是“责任内阁制”还是“超级总统制”。民初，一系列试图重建国家的、却最终失败的努力，表明土壤的改造成为越来越紧迫的任务。 跨国比较的视野是本书一个突出特点。作者不仅将视野放在中国国内，还对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清帝国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比较，介绍了多民族帝国在近代转型过程中的艰难。在革命的路径、政体的选择等问题上，又引入英、法、普（德）、美、日等国家作为参照，探讨北洋集团、立宪派、革命派模仿各国宪政经验的成败。正是基于对比，使作者的研究更加全面，展示出短时段内的“大历史”。 整体而言，本书在研究“辛亥革命”这一问题上，采用了崭新的视角，帮助我们从横纵两个方向考查历史，呈现了旧邦新造的“大历史”。